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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利部长讲述:中国水利六十年功过

2010-01-25 07:26:06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0 手机读书

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二○○三年“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工作

马: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水利处于一种什么状况?

钱: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国势极度衰落。从江河格局来讲,一八五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由夺淮入海改从利津单独入海,黄河南北的淮河和海河都摆脱了历史上被黄河夺走出路的干扰,但原有的水系已被破坏。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长江大水,向洞庭湖冲开了藕池口和松滋口两个大口子,形成了四口入洞庭湖的局面,江汉平原灾害有所缓解,但洞庭湖淤积、围垦,防洪压力越来越严重。长江、黄河在一百年中格局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照说水利应该相应地跟上, 但是那个时候水利建设基本上停滞,水旱灾害频繁。从二十世纪数过来,一九一五年珠江大水,淹了广州;一九二○年北方大旱;一九二一年江淮大水;一九二八年华北、西北、西南大旱;一九二九年黄河流域大旱;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淹了武汉,南京也淹了半个城;一九三三年黄河大水,黄河两岸都决了口;一九三五年, 黄河南岸再次决口,同时汉江和洞庭湖的澧水发生大水灾;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挖开花园口;一九三九年海河大水,淹了天津;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华北大旱, 广东也大旱。连年的水旱灾害,每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马: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如何重视水利工作的?

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水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一九五○年八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首先要着手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

马:土改完成后,第一就是兴修水利,可见周总理对水利的重视。

钱: 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利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钱: 国民党时代多年战乱,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新中国水利的重点是修复堤防,同时也开始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为了打开原属淮河流域,被黄河夺淮所堵塞的沂河、沭河和泗水的出路,苏鲁两省人民在战争刚结束就协作开辟了漫滩行洪的新沂河和新沭河;一九五○年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始全面治理淮河。为了安排长江洪水的调蓄措施,修建了荆江分洪区。又例如:黄河下游从来不敢引黄灌溉,但以黄河人民胜利渠为开端,开辟了黄河下游的灌区。在威胁首都安全的海河支流永定河上,开工修建官厅水库。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可以拦蓄官厅以上百年一遇的洪水,解除平、津地区洪水威胁,保证京山、京汉两铁路的安全,还供应北京城市用水用电。

“排大国”和“蓄小群”

马:建国初期兴修水利的热情高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就发展到了高潮。

钱: 但是这种高潮有些离谱了。典型的指导思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现了许多“左”的提法和做法。在水利上比较有名的就是“三主”方针,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与之对立的是“排、大、国”。说“蓄、小、群”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排、大、国”是“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

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水利方针呢?

钱: 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降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马:一个是堵一个是疏,或者说,鲧是以蓄为主,禹是以排为主。

钱: 从来就是两种思路。一九五○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做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 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做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

马:与历史上的争论不同,在蓄和排之外,又有了大、小工程、国家与群众兴办之争。应该怎么看待后两者的关系呢?

钱: 水利是搞大型工程,还是搞小型工程?本来,应当是大小结合,但是往往会强调一面,大跃进时就强调“小”。至于是靠群众自办,还是靠国家组织,其实也应该是国家和群众相结合。但大跃进就强调以群众自办,而且以群众运动为主。

马:本来都是辩证的统一,但是没有做到统筹兼顾。

钱:只讲“蓄小群”不对,如果只有“排大国”没有“蓄小群”也不对。可是“大跃进”时,片面强调“蓄小群”,这是“左”的思想在水利上的表现,而且把业务问题戴上政治帽子。一九五八年中央召开广州会议,我没有参加,李葆华、刘澜波两位同志参加。有个别省的领导攻水利部,说水利部搞资产阶级专家一套,搞“排大国”,他们主张搞“蓄小群”等等,并且讲得头头是道。结果主席也肯定了,在讲话中间也点名批评过我:“钱正英还是共产党员?”广州会议回来之后,李葆华、刘澜波两个人带了广州会议毛主席讲话的记录,上午在党组会议上传达,下午还要在司局长会议上传达。谈话记录上,我被点名,李葆华同志也没有办法,下午司局长会议宣布后,我就很难工作了。正在这个时候,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传来了一个向司局长传达的记录,一看记录,那些话被划掉了,我才算侥幸过关。可是“文革”的时候造反派又揪住这件事不放,这是后话。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李葆华同志虽然没被点名,但也是受批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前,我们协助李葆华同志起草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我们是翻来覆去地斟酌,很难写啊,心里是不太通,但是还一定要跟上中央,怕受批判,这个滋味实在不好受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水利工作就基本失控了,谁听你水利部的,各人干各人的。黄河下游引黄灌溉等等,一个县修一个闸, 谁都可以修,县、地、省又修“边界堤”,拦阻上游的来水。引黄灌区只灌溉不排水,水利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是“怕”字当头,怕受批判。有时也头脑发热。一九五九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在全国水利会议上也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批评,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

马: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钱: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葆华、刘澜波、李锐三个人参加了。对庐山会议的情况当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回来开会传达,一句话也不讲,先把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和一个人批评大办水利的材料给大家看。冯仲云副部长心直口快,一看就说“好啊”,我还没接上来呢,李葆华是个好人,他马上说,你错了你错了。

马: 李葆华确实是个厚道人,要是换成另外的人,等到你们放炮完之后,就可能把你们都打倒了!

钱:“反右”运动时,如果不是他保护,我也差点被抓住,成为右派。

马:那么,在“大跃进”时“蓄小群”大行其道了?

钱:是啊。“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这种错误提法,被当做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把“蓄小群”发展到极端,一直发展到这样的口号, 叫做“一块地对一块天”。提出如果每一块地都四面围起来,把天上下的雨蓄住,不让它流到河里,这样不就没有洪涝了吗?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当时在水利方面都是非常严重的。浮夸风——在安徽,几天就报道挖了八亿方土,过了几天又报一个八亿方,一连三个八亿方!共产风——水库移民敲锣打鼓就欢送走了,根本就没好好安置。平调风——那个时候就是无偿的大兵团作战。这些都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水利的效果,最后造成黄淮海平原严重的涝碱灾害。到一九六二年时,冀鲁豫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化,群众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

马: 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如何评价“大跃进”期间的大修水利?至今仍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有的全盘否定,有的则完全肯定。

钱: “大跃进”对有些地区危害很大,但也推动了山区的水利建设,在山区,以蓄为主,修建水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一些中小型地方办的水库,基本上都是那时搞的,许多水库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那时的许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加固,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马:三门峡是不是“大跃进”的问题?

钱:不是。相反,三门峡是迷信外国,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

马:在三门峡问题里面是不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个是科学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

钱: 我认为主要是科学问题,三门峡工程经“人大”讨论通过,不能说不民主。多数人,包括我们这些人,是一个知识水平的问题。三门峡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大。解决三门峡问题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从此扔掉了洋拐棍,开始独立思考。

“文革”中的超常发展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看来,“大、小、全、管、好”的方针也没有真正管几年,到一九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

钱正英(以下简称“钱”):“文革”期间还是“大小全管好”。“大跃进”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到“文革”,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又提 “三主”方针,说“三主”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你怎么篡改?我当时是豁出来了,反正这次一定要顶住,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文革”中我也被“打倒”了, 是水电系统第二号“走资派”。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扫院子,造反派来叫我说:“去去,周总理叫你开会,研究黄河防汛。”我把扫帚一放就去了,开完会回来又接着扫地。打倒我都可以,但是反正我坚持我这一套。

马: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坚持原则不容易,水利工作更难搞吧?

钱:有意思的是,“文革”给了水利一个机会,大发展的机会。

马:这是怎么一回事?

钱:“文革”中间我们吃“小灶”了。“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点钱花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一九六六年二月,正是在“文革”前夕,华北旱情严重,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北方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京、晋、冀、鲁、豫、陕、辽和内蒙古,每一个省都有一位副总理或国家计委领导同志担任抗旱组的组长,周总理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的组长。我们这些人都陪着去当各省、市、区的副组长。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三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文革”开始后,水利方面也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灾害,机构拆散,人员下放。但是水利工作刚总结了“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左”的经验教训,各地都有一些新的设想。各级刚“站”出来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别的事也干不成,就干水利。国务院在周总理主持之下,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分管国务院经济工作,当时工业都停产了,中央计划的钱也用不掉,干脆就去搞水利。一九六八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马: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从隋炀帝开挖运河运粮食开始,一直是南粮北调。

钱:“江浙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这些民谣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南粮北调”的历史。到六十年代,中央书记处研究农业问题,最发愁的就是南粮北调,研究冀鲁豫怎么能够不吃南方的粮食。当年李先念同志有一句名言:“一人一亩地的地方,养活一人三亩地的地方。”在冀鲁豫也有一句名言: “不怕旱、不怕涝,只怕中央挂不上号(指救灾)。”中央决心解决冀鲁豫吃饭问题,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

马:这是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

钱: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为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提供了保证。水利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历史上,海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一九一七、一九三九年两次水淹天津市区。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坐火车来北京,天津到北京中间的永定河泛区是一片水。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平地行洪百里,海河平原一片汪洋,受灾市县百余个,受灾人口达二千二百余万,京广铁路因灾中断二十七天。大水之后,搞了规划,当时根治海河深得河北人民的拥护,两派打仗都不敢干扰根治海河,车上挂了根治海河的牌子谁都不敢动。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挨整,海河治理指挥部的一位同志就悄悄对我说,你在北京日子不好过,你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没人敢干扰。所以根治海河照样进行。

马:根治海河一共奋战了十年, 出工五百多万人次,土方总量十一亿立方米。

钱:再一件就是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规模。

马:“农业学大寨”在水利上也有正面的效应。

钱:“农业学大寨”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在水利方面,我们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到现在许多地方由山坡地改造成的梯田,就是那时完成的。

华北平原打机井、根治海河、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基础上,我国在七十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当然这是依靠农业的综合措施,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等,但是水利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七十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农田水利,总共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一百多亿元,在各个行业的计划中是相当突出的。这又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马:看来,在“文革”中水利的建设资金是有保证的。

钱:那个时候,我们水利的经费是最有保证的,水利实现了一个大发展。当然,其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有不少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造成浪费。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积累过多,影响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设再次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钱正英 马国川)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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